北京10月24日新增18例本土确诊病例（16例隔离观察人员、2例社会面筛查人员）和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9例

　　其实，Politico的文章虽然长，比较了中美外交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但说到底，促成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种种“得”与“失”的根本，其实也在思想和制度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和体制的加成，中国才能用明显少于美国的人力和财力，赢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尊重。

　　黄细花就曾见到过这类事实“早婚”带来的后遗症。她在公号中撰文回忆为什么会在2012年两会提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因为一位同学的女儿，在20岁时生了小孩无法上户口，因为没有结婚证”。

　　“那时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80年《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提高两岁，是受到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这一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此推动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薛宁兰介绍道。

　　9月，成都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位居70城首位。今年1-8月，成都新房价格涨幅均处于领涨状态，环比涨幅分别位居70城第2位、第2位、第2位、第1位、第1位、第1位、第1位、第1位、第2位、第1位。同比数据上，成都的涨幅也位居70城前列。

　　他提出，我国的法定婚龄为男满22岁、女满20岁，这是“晚婚晚育”理念的制度化，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其立基于上世纪80年代人口急遽膨胀、人口增长远超社会承载能力的现实国情，而当前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于上述规定，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曾解释道，第十八条中规定的“晚婚”是指超过法定（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3年以上初婚，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为晚婚；“晚育”是通常指已婚育龄夫妻达到晚婚年龄后初次生育子女，即妇女24周岁生育子女为晚育。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92例（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2547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878例，无死亡病例。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对“晚婚晚育”做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其奖励政策。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薛宁兰介绍，在民法典编撰期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成立了一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起草的课题组，她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负责相关工作。“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由大学、科研机构、法律实务界从事这方面教学、研究及司法实务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学术团体。大家都觉得我国法定婚龄规定太高，应当作出调整，但又有不少人觉得降至18周岁，是不是步子有点大，就有人提出降到20周岁。”

　　“晚婚晚育就是倡导晚结婚、晚生育。一方面，通过规定很高的法定婚龄控制早婚早育；另一方面，即便是达到法定婚龄也不建议结婚，而是倡导再推迟一段时间以后才结婚。具体来说，晚婚就是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再推迟3年以上，也就是男满25岁、女满23岁才结婚。”鲁晓明介绍。